杂论李白出生地及生卒年问题

杂论李白出生地及生卒年问题

易可情

也说李白的出生地

李白出生在哪里，本是一个不很重要、也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惜自民国以来，被我们的一些学者们弄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糊涂。

我之所以说这个问题不很重要，是因为李白是蜀人既是事实，也成定论，即使你真有铁证证实他不是生于蜀中，也得承认他长于蜀中、蜀中是他实际的故乡，也根本无法更改李白是蜀人这个已成铁案的定论。但偏偏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好象李白的出生地之重要，在于可以完全决定李白一生的事功作为乃至他的诗歌成就。以至于众说纷纭，由此不仅引来了李白出生地的诸多让人莫衷一是的说法，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还出现了李白是西域胡人甚至是外国人这样的奇谈怪论。一个不很重要、也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就这样被弄得越来越复杂，当然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笔糊涂账了。

其实，这个问题本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关于李白生平事迹的记载，按道理说，当然应该是以正史的记载最具权威性。可惜《旧唐书·文艺列传·李白传》竟然有诸多明显的谬误，故《新唐书·文艺列传·李白传》据有关资料作了适当的订正。问题则在于，《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新唐书》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距李白在世均两三百年了。如果不谈权威性而要谈可信性的话，我想，当然以与李白同时而且又是李白比较亲近的人所作的记载，最可征信。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他为李白编《草堂集》所作的《草堂集序》是出自李白“枕上授简，俾余为序”，其中关于李白的家世及生平事迹，当系李白口授，成稿时李白也一定过目，因为序中并没有说李白已经逝世。如果李白已经逝世，我想序中会有所交代的。再就是魏颢，他是李白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为李白编《李翰林集》时李白也还在世，是受李白的委托编这本集子的，所作《李翰林集序》也应该说是李白过目了的。这两篇序文，无疑是研究李白生平事迹的最可征信的资料。现在我们看看，关于李白出生在哪里的问题，这两篇最可征信的资料是怎么记载的：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

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

魏颢《李翰林集序》

这里记得十分明白，李白的出生，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是“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也就是说，是明明白白记载的李白父母逃回蜀中后李白才出生的。这是铁证、也是铁案，要推翻这个铁证和铁案，必须拿得出比李阳冰和魏颢更可靠更可信的记载来。试问，谁人能找到与李白同时代而又比较熟识的人关于李白生于西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记载？不说找到与李白同时代而又比较熟识的人的这种记载，就是在从唐代到清代的整个历史跨度里的任何文献资料里也不可能找到李白不是生于蜀中的任何一点只鳞片爪的记载。

那么，否定李白生于蜀中的诸多妙论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民国以来，有人发现了清人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中提出的一个疑问：

《旧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公元699年——公元纪年为笔者所加，后同），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乃圣历二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然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公元757年），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若生圣历二年，则当云五十有九矣。自当以表为正，故订以长安元年为太白始生之岁。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王琦否定了薛仲邕《李太白年谱》根据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而根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和李白《代宋中丞自荐表》定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即公元701年。但这里却出现了一个矛盾，也就是说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一家是“神龙之始”（公元705年）才“逃归于蜀”的，李白既生于长安元年、即公元701年，这时已经“数岁”（五岁）了啊，因而他发出了“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这样的疑问。神功这个年号只有一年、即公元697年，他怀疑是否神龙为神功之误，或者是李白出生于其家迁居蜀地之前。大约过去是干支纪年，这个矛盾不大容易被人们发现，即使王琦发现了，也未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而民国以来采用公元纪年，这个矛盾更加明摆摆的了。于是乎，我们的一些学者们便抓住这个矛盾，硬要说李白生于其家迁居蜀地之前，便也就出现了李白生于西域、生于中亚碎叶、生于条支、生于焉耆碎叶、生于长安、甚至李白是西域胡人等诸多说法。

然而，我们的学者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逻辑规则。既然关于李白生平事迹最原始最可信的资料记载李白是其家迁居蜀地之后才出生的，应该承认这事实本身是清楚明白的。至于出生的时间和入蜀的时间有矛盾，则应该探究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而不应该据此推翻李白生于蜀中的清楚明白的记载。因为出生和入蜀的时间矛盾会有多种原因引起（主张李白生于蜀中的学者们早已有多方面的论述，这里无须赘述），并不是否定李白生于蜀中的充分必然条件。

我在这篇短文里想要强调说明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王琦发现并质疑的李白出生时间和其家人入蜀时间的这个矛盾，不仅不足以推翻李白同时代而较亲近的人关于李白生于蜀中的记载，问题更在于王琦的这个所谓发现和质疑，本身便更是值得我们发现和质疑的、得打一个巨大巨大的问号的问题。李白家人入蜀的时间，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记载得很明白，当为“神龙之始”，也就是公元705年。但李白生于那一年，却是没有任何资料有任何一点哪怕是模模糊糊的记载的。王琦认为与李白一家入蜀时间有矛盾的李白出生的时间却是来自他自己的推定，遗憾的是，他居然没有思考过自己推定的时间是否有问题。不仅王琦没有思考过，自王琦之后也很少有人思考过。而今人们通常认定的李白的生卒年，即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便是依据的前面所引的王琦那段话的推定。

其实，只要稍加辨析，不难发觉王琦的这种推定是很成问题的。王琦据李阳冰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的《草堂集序》之“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几句话中的“公又疾亟”几个字，认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根据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记载的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倒推六十二年，认定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其间再参以他认为李白作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的《为宋中丞自荐表》（文中有“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语），于是，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生卒年的推定便成立了。王琦仅仅根据李阳冰《草堂集序》中“公又疾亟”几个字，便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既缺乏充分的依据，也显得是多么的主观、武断和草率。“疾亟”等于“卒”吗？这是任何人也能看出的纰漏。“疾亟”在这里应该是病重或病危的意思，如果说“疾亟”便是病死的意思，那又怎么还能“枕上授简”呢？而病重或病危并不等于便逝世了，如果逝世了，李阳冰在序中应该有所交代的。如果李白是在序写好、文集也经雕版后印刷好了才逝世，李阳冰来不及在序中交代了，那也就说明李白不是卒于宝应元年了。因为序写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而雕版印书的过程决不可能在一两月之间完成。再参以我在《对李白最早编成的诗集及其生卒年的疑惑》一文中关于魏颢编《李翰林集》成书时间的一段论述：“魏颢编的《李翰林集》起码应该是成书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即公元764年之后，魏序中在说了前面引的一段文字后，还有‘白未绝笔，吾其再刊’这样的十分明白的话，说明魏颢《李翰林集》编成之时李白尚在人世”。如此看来，李白决非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琦认定的李白之卒年不能成立，据此倒推六十二年所推定的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不能成立了，何况这与李阳冰“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的信实记载是相抵牾的。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的确说他当时五十七岁，但要认定此表作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则是毫无依据的。试想，李白当年因从璘获罪，好不容易由死罪而得到从轻发落，被判长流夜郎，这种情况下李白还会有非分之想吗？宋中丞还可能推荐他到朝廷任职吗？若要推荐，起码也得在李白被赦、代宗即位之后。

否定李白生于蜀中的诸多推论既不能成立，李白之生于蜀中的铁证、铁案则是永远也不可能推翻的，早就应该还这个简单的、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本来面目了。

对李白最早编成的诗集及其生卒年的疑惑

通常认为，李白最早编成的诗集是魏颢编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的《李翰林集》。虽然此集子已佚，但魏颢为这本集子所作的序，即《李翰林集序》却保存了下来。人们就是根据序中“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这几句话，确定此集子是编定于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如郁贤皓主编的《李白大辞典》“李翰林集”条目，就在引用了这几句话后确定地说到：“可见此集乃上元二年（761）编就的。”

问题则在于，魏颢序文后面还有几句话，却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不妨把这段话完整地引出来：“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这里说得很明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后，还曾“沉吟累年，一字不下”。显然，集子不是“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后便编定的。而是经“沉吟累年，一字不下”，直到“今日怀旧”，才“援笔成序”的。应该说，这“今日怀旧，援笔成序”之时，才是文集的正式编定之日。那么，这“今日怀旧”的“今日”究竟是什幺时候？序文没有明言，不过可以看出，应该是“沉吟累年”的“累年”之后的“今日”。而这“沉吟累年”的“累年”究竟有多久？仔细玩味词义，决不可能是一年，因为如果是一年的话，按古人的行文习惯，应该是说“沉吟经年”；也不可能是两年，如果是两年的话，按古人的行文习惯，应该是说“沉吟二载”。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至少是三年以上，才有可能说是“累年”。如果把“颢于绛偶然得之”的“上元末”、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也算作一年，即使是在三年之后编成集子，那也应该是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即公元763年编成的。

李阳冰为李白编的《草堂集》也同样佚失，仅保存下来序言。但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却明确地记明了序成、也就是书成的时间：“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唐代宗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也就是说《草堂集》应该是编定于这一年。如此说来，李阳冰所编《草堂集》的成书，应该是早于魏颢编的《李翰林集》，李白最早的编成的诗集应该是《草堂集》而不是《李翰林集》。看来，前人在编李白的文集时，把《草堂集序》放在《李翰林集序》的前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里却让我们发现了一个使人疑惑的问题，也就是李白的生卒年问题。前人根据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这一段文字，把李白的卒年定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而魏颢编的《李翰林集》起码应该是成书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即公元764年之后，魏序中在说了前面引的一段文字后，还有“白未绝笔，吾其再刊”这样的十分明白的话，说明魏颢《李翰林集》编成之时李白尚在人世。再仔细体味“公又疾亟”这句话，“疾亟”二字的词义是很明白的，“疾亟”是病重之意，并不含有逝世的意思。李白是否是因“疾亟”而于《草堂集》编成的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就逝世，序文未作记载。既不作记载，应该说序成、书成之时李白还在世的。因此，把李白的卒年定在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显然是不妥的。由此而逆推活了62岁的李白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即公元701年，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问题的问题了。

也说李白的生卒年

关于李白的生卒年，是否有可征信的资料的明确记载？我认为，李白的生年应该是明确的，这就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李白生前写的《草堂集序》中说到的：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请注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这几句话，如果把它用今天的话翻译一下，这句话是说：“在神龙开始的这一年，李白父亲率家人逃回了四川，恢复李姓并生下了李白。”尤其这个“始”字，是界定得非常清楚明白的。如果李阳冰不说“神龙之始”而说“神龙之初”，那就不好说了。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倒记的是“神龙初”，但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其序受李白之嘱托写于李白在世时，而范传正是李白的朋友范伦的儿子，和李白是间接的关系，其碑序写于李白逝世五十五年之后，当然应以李阳冰序所记为准。如果是“神龙之初”，这个时间概念是模糊的；而“神龙之始”，则明明白白说的是神龙开始的这一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这几句话再也明白不过了，李白必生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李阳冰《草堂集序》后面还有这样一段话：

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这段话被清人王琦和后来的很多学者们解读为记写的李白的卒年，我却认为不是。道理很简单，“疾亟”是病重或病危的意思，病重或病危并不意味着就逝世了，也就是说，有可能因病重或病危不久后逝世，但也有可能不久病体又渐渐康复。作序时是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的十一月，在一个多月后就是宝应二年、即公元763年了。如果李白在这一个多月内逝世，李阳冰完全有必要、也完全能够把李白的逝世记写清楚的。我们说有必要，是因为既记写了李白的生年，当然也应该记写他的卒年。我们说能够，是因为诗集编成、序作成后，雕版印书还有一个过程，即使宝应元年十一月序作成时李白还没有逝世，但李白真在宝应元年的这最后一个多月里逝世的话，李阳冰完全可以改写或补记的。

如此说来，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是清楚明白的，却未必卒于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奇怪的是，王琦宁肯相信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并以此倒推六十二年去认定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以致于平添诸多雾障和纠纷，却不愿相信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的事实，而再以此顺推六十二年去确立李白的卒年——早应该还事实的本来面目了。

李白生于“神龙之始”又一佐证

李白的生卒年之所以被弄错，既是因为前人对李阳冰《草堂集序》和魏颢《李翰林集序》这两篇最可资征信的材料的误读和误会，也在于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我在《也说李白的生卒年》一文中辨析论证了李阳冰《草堂集序》中“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这几句话是十分清楚、明白、准确的记载，李白应该是生于“神龙之始”，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最近又一次认真细读了魏颢的《李翰林集序》，竟意外地发现了前人忽略了的一处文字，可以说是李白生于“神龙之始”的又一有力的佐证。

魏颢在序中说李白“年五十余，尚无禄位”，这个“年五十余”是指的什么时候的“年五十余”呢？总不至于是指的李白五十至六十岁之间任意某年某月或某时的“年五十余”吧？何况李白直到去世也“尚无禄位”。从道理上或逻辑上说，应该是指的魏颢作序的时候李白的“年五十余”。那么，魏颢的序是作于什么时候呢？关于魏颢作序的时间，我在《对李白最早编成的诗集及其生卒年的疑惑》一文中也作了辨析和论证。由于魏序中有“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这几句话，学者们便往往据此确定序是作于上元二年（因上元年号只历两个年头）、即公元761年。而忽略了这几句话后面紧接着还有几句话：“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 这里是说得很明白的，即“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后，还曾“沉吟累年，一字不下”。显然，不是“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后便编定了《李翰林集》、作了《李翰林集序》。而是经“沉吟累年，一字不下”后，直到“今日怀旧”之时才“援笔成序”的。那么，这“今日怀旧”的“今日”究竟是什么时候？序文虽没有明言，但却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沉吟累年”的“累年”之后的“今日”。我在《对李白最早编成的诗集及其生卒年的疑惑》一文中曾如此辨析道：“而这‘沉吟累年’的‘累年’究竟有多久？仔细玩味词义，决不可能是一年，因为如果是一年的话，按古人的行文习惯，应该是说‘沉吟经年’；也不可能是两年，如果是两年的话，按古人的行文习惯，应该是说‘沉吟二载’。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至少是三年以上，才有可能说是‘累年’。”这样说来，如果把“颢于绛偶然得之”的“上元末”、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也算作一年，三年之后作序，当在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即公元763年。

如果说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即公元701年的话，到魏颢作序时的唐代宗广德元年、即公元763年，李白已经六十三岁了——即使按人们通常认为的魏序作于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计算，这时李白也已经六十一岁了，还能说是“年五十余，尚无禄位”吗？如果按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计算，到魏颢作序时的唐代宗广德元年、即公元763年，李白不过五十九岁，如果要按人们通常认为的魏序作于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计算，李白还要年轻两岁，均可合于“年五十余，尚无禄位”的说法。

此不失为李白生于“神龙之始”的又一有力的佐证。